第1939章
镜头拉近，墙面上歪歪扭扭写着“还我土地”四个血字，墙角堆着生锈的铁锹和锁链。
周志高的脸色瞬间凝重。
他知道，这不是普通的违建，而是一起多年前的土地强占案件。
当年的受害者很可能还在四处申诉，而那些血迹，或许是他们最后的呐喊。
“联系当地信访局，务必找到当事人，”他对着手机说道，“另外，彻查这个工地的审批文件，我要知道是谁给这些魔鬼开的绿灯。”
回到局里，周志高主持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。
参会人员除了各科室负责人，还有十位来自基层的村民代表。
当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颤巍巍地拿出泛黄的土地证时，会场响起一片抽气声——证件上的公章早已模糊，而她家的宅基地，如今已变成了豪华酒店的停车场。
“我老头子临死前，还攥着这张证”老太太的声音哽咽，“他们说这是废纸，可这是我们全家的命啊！”
周志高起身给老人倒了杯热水，触碰到她手上的老茧时，心中一阵刺痛。
他转头对苏晴说：“把老太太的案子作为调解中心的首个试点，我们要让老百姓看到，政府是讲道理的。”
调解过程比想象中更复杂。
开发商聘请的律师团队拿出一堆合规文件，声称老太太的土地证早已过期。
苏晴带着调查组深入档案馆，终于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了当年的征地公告——公告日期竟比开发商宣称的晚了三年。
“他们先占了地，后补的手续！”苏晴拍着桌子怒道，“这是典型的未批先征！”
面对铁证，开发商终于服软。
当老太太拿到新的安置房钥匙时，忍不住在调解室里哭出声来。
苏晴轻轻拍着她的背，突然想起自己的奶奶，也是这样一辈子守着老房子，直到拆迁那天还在窗台摆着舍不得扔的腌菜坛子。
这场调解会被拍成了纪录片，在国土总局官网和各大媒体播出。
周志高特意让技术人员在视频下方开通了举报通道，短短三天就收到了两万多条线索。
他戴着老花镜，逐条翻看这些留言，看到某县农民用手机拍摄的耕地被强占视频时，立刻批示：“特事特办，三天内调查组进驻。”
与此同时，土地纠纷调解中心的工作机制逐渐完善。
苏晴设计了“纠纷分级响应系统”，简单案件由基层调解员现场解决，复杂案件则启动多部门联合调查。
她还建立了“土地记忆档案”，为每个有历史争议的地块拍摄全景影像，记录原住民的口述历史——这些，都是周志高特别叮嘱的：“土地不仅是不动产，更是一代人的记忆。”
深秋的一个傍晚，周志高带着苏晴去看望东郊的老汉。
老人正在新落成的生态公园里遛弯，胸前别着“土地保护志愿者”的徽章。
看到周志高，他连忙从兜里掏出炒花生：“局长，尝尝我自己种的！现在不用怕推土机啦，这片地可是你们划的‘永久保护’！”
夕阳的余晖洒在公园的小径上，老汉指着不远处的公示牌，上面用漫画形式画着土地审批的流程和举报方式。
苏晴看着三三两两散步的居民，突然明白周志高为什么坚持要把调解中心建在群众中间——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才能真正赢得民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