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3章 书事
其中，通直散骑侍郎是五品官职，明面职责是掌规谏、评议、驳正违失等事，实际上他不需要干这个职务，乐城县公是爵位，仪同三司，则是让高孝瓘的的府邸规格和进出仪式都跟三司一样，三司既三公，司马司徒司空，因都有司字，也叫三司。
而录尚书事，就是一个没有具体官职，但有权限、能履行对应职务的职权，论地位还在尚书令之上。
具体来说，就是大臣在有本官的情况下，可以处理和干涉尚书省的事务，曹操、诸葛亮、司马懿都曾录尚书事，它就像尚书省的“厂公”，尚书令可以管的事情它都能管，因此得到了录尚书事这个职务，也等于半个宰相。
而且与旧魏时期不同，齐国的录尚书事，职责更大更广。
北魏时期，录尚书事不可以直接过问吏部用人之事，魏时的高阳王元雍就曾想为一人任官，当时的吏部尚书兼尚书右仆射元顺不同意，元雍表示自己是录尚书事，自可用人，但元顺表示没听过皇帝有别旨让他干预选事，你要真想用这人，“当依事奏闻”。
魏末的天柱大将军尔朱荣同样录尚书事，想要补充亲信为曲阳县令，同样遭到当时吏部尚书的拒绝，尔朱荣大怒，但没说自己的做法合情合理，反倒指责对方任人唯亲，说明录尚书事就没有这个职能。
可而今到了齐国，录尚书事就有了这个职能，高演录尚书事，新上任的官员一定要到高演那里谢职，离任也一定会去和他辞行拜别，王晞还因此劝谏高演，说要拒绝这种事，免得让主上猜疑。
高演之后能顺利拉来一帮鲜卑勋贵替他站台，除了母亲娄昭君的全力支持以外，这个职务对他的帮助也不小，王晞称之为“受爵天朝，拜恩私第”。
录尚书事不仅可以直接管理尚书省事务，而且对尚书郎、令史都可以捶楚、处死而不需要皇帝同意，同时高洋还命令高演先和朝臣讨论出得失，再禀告于他，这时候高演的职务就接近于后世的内阁首辅了，这就是录尚书事的含金量。
从这也可以看出，高演本身就是一个精通政务的人才，有他辅佐高洋，能让高洋安心享乐，做个快活的恣情天子。
所以历史上的杨愔并未打算杀死高演，同是政务人才，他对高演惺惺相惜，只是希望在高殷刚刚继位时将高演打压下去，日后高殷地位稳固，再召高演回来辅政，结果他没想到高演取得了军方的大部分支持，一跃而成为皇建帝。
最有趣的是，录尚书事一职，在此前从未有过固定编制，只在北齐一朝，在制度上固定在尚书省，并高于尚书令，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高洋在政务上的懒惰和懈怠，以及巩固高氏宗亲地位的原因，但高演本人的政务才能，将公职发展为自身私恩的能力，也是他能成功的关键。
所以高演觉得自己能治理好齐国，也就不奇怪了，只看政务的话，他的确有这个能力。
而高湛的录尚书事，纯粹就是个添头了。
但即便高演有着这个职务，最终的决定权也还不在他手中，不仅杨愔和高德政会参与政务，高洋本人也会进行最终拍板，此时的高洋比起弟弟，肯定是跟杨愔更亲近一些。
亲不亲，阶级分。
所以高演、高湛、贺拔仁、可朱浑元等人名义上是三公，但朝廷大权掌握在汉人实相手中，也只有段韶、斛律金等建义旧将亲至，杨愔才压制不住，高洋也要给这些元勋够足够的面子。
因此他们干脆就常驻晋阳军镇，一是他们来了会对太子党们不利，高洋不希望他们来，二是他们也不乐意，现在是两国停止大战、休养生息的时候，来邺久了没准就被皇帝废了，三是晋阳也算皇都，还是抵御周军的前线重镇，有足够的理由不去邺都。
高洋也只是想打压他们，而不是让他们死，默认了这个结果。
成熟的政治总是要充满了妥协，妥协代表着没有人能通吃，偏偏又都能吃上一点，既不会饿死，也不会满意，还能继续向目标奋进。
高殷失败、勋贵通吃，就是齐国滑入深渊的开始，自此所有人都在逸乐的泥沼中挣扎，直至灭亡。
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打一场齐国内战，绝不让皇叔曹爽于我。高殷如是想。
臣工们出列，报告各项大小事宜，之所以说高洋出没于常朝，是有原因的，齐国的州郡长官会进献各州供物，什么时候有好货，高洋已经很门清了。
虽然按照礼仪规制，这是一年才有一次的汇报工作，但高洋不是一般的皇帝，进贡宝物对他来说不用卡得那么死，多多益善，也因此高洋上常朝倒是颇为勤快，溜得更快，每每及此，哪怕杨愔高德政等汉人与高演贺拔仁等鲜卑人实在不对付，也都会生出同样的感慨：
这还不如不上朝呢。
所以在各州长官献完贡物告退之后，高洋还继续留在昭阳殿内，让文武百官都有些诧异。
但他们不敢议论，隶属御史台的朝堂驱使官们会在一旁监督，百官若是嬉笑喧哗有违失，
他们就会记录劾奏，在大齐这个政治环境，被弹劾的下场可能是全家下葬。而对高演他们来说，这更是不妙的信号，高洋带着太子走是最好，代表一切如旧，如果留下太子，就是要让太子参与更多政事，但终归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
高洋留下，按照高演对他的了解，那就是要搞个大动作了。
果然，高洋听罢那些不重要的汇报，也没有下朝的意思，而是看向了太子：“奏本。”
高殷未及加冠，因此戴进贤三梁冠，用黑色介帻，穿黑色朝服与绛色缘边中单衣并玄色木底鞋，留两根童子髻，双玉为冠。
他这时款款起身施礼，形制严整的朝服与温裕的气度结合在一起，与厚重庄肃的奏本内容相得益彰：
“过去唐尧贤明至圣，却有四凶横行，周成王仁惠万里，仍有四国作乱。神武、文襄当政时沿用魏朝旧法，彼时军国多事，政刑不一，所以判决罪名时很少依据法律条文，反而改变律法遵从事实，律法的边界没有规划，条文的含义没有阐明，让许多恶徒有漏洞可钻营。”
“现在陛下以圣人之姿统领万邦，国野沐恩，万姓悦服，但仍有些许贼人不慕王化，祸乱国家，致使民怨滋沸。”
“更有一些官吏，倚仗陛下的仁慈悯爱违背国法，诈言扭曲典例，盗至尊之天德，行自家之私恩。这都是旧魏刑法不能表达帝王心意，而新朝的《齐律》迟迟未能完成所导致的，陛下为此忧劳圣虑，忘寝与食，儿臣痛心疾首。”
“儿臣虽然不是贤才，但仍希望为陛下分忧，因此自作主张，与赵郡王高睿拟定了《齐律》十五篇，希望能播仁于国，清正齐风，使法令严明，天下知法。”
他递出手中的奏章：“望陛下深察。”